为《城市画报》年6月刊采访摄影师并撰文。
朝圣者在撒马尔罕地区的著名景点哈兹拉特达武德山（HazratiDovud）一处中转站休息，在位于米的山中有一山洞，是宗教圣地，人们需要攀爬级台阶才能到达。HassanKurbanbaev
乌兹别克斯坦，从微小中看懂世界
摄影：HassanKurbanbaev
撰文：周仰
《城市画报》年6月刊
如果世界没有因为“新冠”疫情停滞，热爱旅行的朋友们原本会留意到，自年起中国公民多了一个“说走就走”的目的地：乌兹别克斯坦。然而，关于这个中亚国度，除了“丝绸之路重镇”的标签，我们还知道些什么呢？在明信片上东西交融的建筑和美丽大自然的表象之下，什么是乌兹别克斯坦自己的身份？这个问题正是生活在首都塔什干的本土摄影师哈桑库尔班巴耶夫（HassanKurbanbaev）想要追寻的，“今天，能代表我们国家的是什么形象？作为一国的我们是谁？什么让我们团结在一起？什么是我的祖国的真实图像？这些是我试图去回答的问题”，库尔班巴耶夫写道，这个还在持续拍摄中的项目尚未有确切的标题，在摄影师自己的网站上，只标注了“概况”一词。事实上，库尔班巴耶夫从年开始拍摄自己生活的塔什干，这个作为乌兹别克斯坦首都的大城市成了他探索祖国的起始点，而如今他的脚步则扩展到郊县和周边的撒马尔罕地区，对他来说，拍摄视角从城市环境到乡村的演进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拍摄乌兹别克斯坦意味着向我自己内心去探索……我常常感觉我不熟悉自己的根，我不了解自己的土地。因此，这并不是选择拍摄城市还是乡村的问题，而是探索故乡的渴望变得越来越宽泛，超越了我所居住的城市。”
从哈兹拉特达武德山上俯瞰。HassanKurbanbaev
与库尔班巴耶夫此前的摄影项目一样，这些新作品依然以肖像为主，虽然摄影师自认为是害羞的人，并不擅长与陌生人搭讪，寻求拍摄许可，但对他来说，“如果不拍肖像的话，摄影就失去了最重要的部分”。在库尔班巴耶夫的网站上，首先出现的就是属于新项目的一幅迷人的肖像——一位十多岁的少年，身穿白色华服，头戴宝冠，手执权仗，乍一看，仿佛是老照片中的人物，就像是普罗库金-戈斯基（Prokudin-Gorsky）在19世纪末为尼古拉斯二世拍摄的撒马尔罕贵族；但仔细观看，会发现少年的裤子短了一截，（很可能是仿冒的）阿迪达斯袜子露了出来，“王座”则是在椅子上罩了红布临时拼凑，布料边缘线头还没剪掉。库尔班巴耶夫在撒马尔罕城里的一次独立日庆祝活动中遇到这位少年，他与其他表演者一起在市中心的临时舞台上唱歌。后来，摄影师在少年的音乐学校的后院给他拍了肖像，“我很喜欢他的服饰，有点混合了欧洲和东方的皇家风格，又保留了手工感，他是歌唱演员，服装是他母亲做的，她希望他能有更大的舞台”，库尔班巴耶夫回忆道。
撒马尔罕城里一次独立日庆祝活动中唱歌表演的少年，他与其他表演者一起在市中心的临时舞台上唱歌。摄影师在少年的音乐学校的后院给他拍了肖像，他的服装是他母亲做的，她希望他能有更大的舞台。HassanKurbanbaev
库尔班巴耶夫是出生于塔什干的80后摄影师，他在塔什干艺术大学（TashkentUniversityofArts）学习电影摄影时接触到了静态的摄影，当时就喜欢上这种通过凝固的瞬间来观看世界的方式，但他并未立刻把摄影当作自己的职业。那是21世纪的头十年中，在乌兹别克斯坦，人们对作为艺术表达的摄影还没有什么了解和需求。大学毕业之后，库尔班巴耶夫尝试过拍摄纪录短片和成为电台记者，也为报纸和时尚活动拍摄过照片，但让他意识到摄影是最适合表达自己的媒介，那是在年的一次特殊经历之后：伊朗裔法国摄影师派拉姆（Payram）追随纳达尔（Nadar）的脚步来到乌兹别克斯坦拍摄，并请库尔班巴耶夫当助理。“他用大画幅的相机，通过这次经历，我了解到如何进行个人化的创作”，这一经历成了库尔班巴耶夫的转折点。
在乌兹别克斯坦当一个“独立”摄影师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不拍婚礼，不拍广告，即便可以通过为《财经杂志》（FinancialTimes）等西方媒体拍摄获得收入，“人们还是会对拒绝拍婚礼的摄影师产生怀疑，我就常常被认为是个怪咖”；另一方面，虽然苏联解体、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已经30周年，政府还是延续着将摄影当作“宣传艺术”的规则，只接受那些反映社会积极面貌的作品。在年，曾经有独立摄影师因为照片暗含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批判而受到指控，如今，库尔班巴耶夫认为虽然情况有所改善，但试图去呈现这个国度真实面貌的摄影师依然十分稀少，“多年来政府的审查让我们变得谨慎，于是常常会自我审查，人们害怕去做那些可能会损害到自己的事情。”在过去几年中，库尔班巴耶夫依然会遇到被警察阻止拍摄的情况，或者被要求删除照片，即便他的作品并不是对社会的直接批判。
在哈兹拉特达武德山神圣山洞工作的人，他主要向朝圣者出售瓶装水。他背着一个印有古驰（Gucci）图案的厚塑料袋，这样的袋子可以在乌兹别克斯坦许多街市上买到。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乌兹别克斯坦人接触到了西方的奢侈品牌，并且开始把这些象征富有的商标印在廉价的衣服、枕头和塑料袋上，在摄影师看来，这种荒诞的组合反映了他的同胞们对自身文化身份的不自信，同时也是一种实现致富梦想的“捷径”。HassanKurbanbaev
撒马尔罕市附近一个村庄的村民，他穿着传统的服饰，但是选择在小汽车上拍摄肖像。在乌兹别克斯坦，这样的汽车是一个家庭最重要的财富之一。HassanKurbanbaev
作为在20世纪90年代度过少年时期的人，库尔班巴耶夫和他的许多同龄人成长中的关键词可以总结为“希望”，“我成长于一个剧烈变化的时期，我们国家获得了独立，然后各种各样的信息涌了进来，对一个十多岁的青少年来说，这意味着世界变得更大，也更多元。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听到新的音乐，看到不一样的电影，我们还经常参加电音派对……”这一切让库尔班巴耶夫和同龄人们都感觉到自己会有不同的未来，尽管那时生活上还比较匮乏，人们会将家中的物品拿到街市上卖掉，补贴家用。在摄影师看来，独立以来的乌兹别克斯坦处于一种一切交织混杂的状态，神秘的东方、苏联遗留的影响和对西方的模仿，这些统统混合在一起，“我会说塔什干是个文化的十字路口，有阳光、集体的公寓楼和新鲜面包的气味……这个城市不算完美，但平和而友好，我们这些居住其中的人，总是能从微小的事物中获得快乐。”
这位是塔蒂安娜，她在20世纪80年代跟着丈夫搬到了塔什干，离婚之后，她也继续留在这个城市，并在这里过上了中产阶层的生活。HassanKurbanbaev
然而，希望总是比真正变革与发展的脚步更快，许多年轻人开始梦想着出国，只是现实并不像人们预期的那样乐观，实际上乌兹别克斯坦是前苏联国家中最后一个废除“离境许可”的，本国公民需经政府允许方可出国，这一规定直到年才终被废止。整个国家慢慢地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探索自己道路的过程中，从未经历过苏联时期的一代人出现了，在首都塔什干，60%的人口不到25岁，去拍摄这些年轻人的肖像，成了库尔班巴耶夫探索乌兹别克斯坦真实面貌的第一个题材。“拍摄塔什干的年轻人对我来说颇有些怀旧，在这个依然有着种种限制的国度，他们和我曾经一样，梦想着更好的未来。”某种程度上，库尔班巴耶夫镜头中的年轻人散发出一种混合了希望和沮丧的情绪，一方面，并没有人在照片中露出笑容，他们或许不再像少年时的库尔班巴耶夫那样相信未来会有无限的可能性，而是意识到身处的社会是局限的；另一方面，他们也尽可能在社会的边界之内表达自我，如世界各地的年轻人一样，去纹身、打鼻环，化暗黑的妆容，穿破洞的衣服。这个时期的照片背景中，常常出现金色的阳光，为影像增添了一层温柔的质感。随着拍摄范围扩展到首都之外，库尔班巴耶夫发现了许多让他伤感的状况。虽然首都塔什干是一个有着多元移民的城市，除了本土居民，还有韩国人、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希腊人和俄罗斯人，但是在乡间，更多年轻人没有机会在祖国接受教育或者从事想做的工作，不得不选择去俄罗斯打工，如此才能赚到足够的钱买房、结婚。在穿越乌兹别克斯坦乡间的拍摄中，库尔班巴耶夫的影像褪去了金色的滤镜，显得脚踏实地。
20世纪中期，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人被迫迁徙到中亚生活，其中有些是由于斯大林的政策，也有些是为了逃离二战和饥荒。在苏联解体之后，有些家庭回到了自己祖先的土地，也有许多留在了乌兹别克斯坦。这位年轻人叫做马克西姆，他是一位住在塔什干的跨媒介艺术家。他的祖母出生在俄罗斯，年从工程大学毕业后就被派遣到乌兹别克斯坦，她的家人此后就一直居住于此。HassanKurbanbaev
年秋天拍摄于一个距离塔什干70公里的小村子，这些学龄前的儿童都是邻居，他们大多数时间都在村子里玩耍，父母则在当地工作。这个村子原本有很多国际游客光顾。HassanKurbanbaev
在乌兹别克斯坦，有一句著名的宣传语——“这是一个拥有伟大历史和伟大将来的国家”，但在祖国大地拍摄的过程中，摄影师意识到，他和所有人一样，都应该更关心历史和将来中间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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