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新疆边境的中俄贸易开始发展了。首先增长的是中国的茶叶出口。年，有60普特22芬特(1普特等于16.38公斤；1芬特等于.5克)的茶叶通过了塞米巴拉金斯克关卡。到年，数量增至普特51芬特。大黄和硇砂也是重要的贸易商品。从俄国进口的货物中，金属器数量也有增长。俄国的平纹布、黑貂皮和仿制锦缎远销至西藏的羌塘和拉萨，通常从俄国边境来的商队往南远至库车和阿克苏，携带的货物有平纹布、锦缎、铜、钢、皮毛和金币银币，从而使阿克苏在19世纪30年代成为“交换中国和俄国鞑靼利亚产品的一个重要大商业中心”。
参加俄国和新疆贸易的浩罕人和其他中亚人与日俱增，因此从布哈拉和浩罕运往俄国的大部分出口货中就有了中国的产品，而俄国的纺织品也经过安集延行销至叶尔羌。甚至连有些中国商人也不甘落后，他们显然避开了清朝的边哨。参加下诺夫哥罗德的集市贸易。
一般说来，大约到年，清朝商人用白银购买俄国货物相当普遍，但此后的贸易即变成以物易物，到19世纪40年代，俄国商人开始用白银和黄金购买中国货，并利用中国人的信贷。在-年期间，只有普特25芬特的白银从准噶尔经塞米巴拉金斯克关卡流出。
白银似乎已成为支付鸦片的唯一手段。但这些银子的大部分立刻又流回新疆。到19世纪30年代，小量鸦片烟已从塞米巴拉金斯克渗人准噶尔，但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圣彼得堡禁止向中国输出鸦片以期打击英国的地位，并在年将这项措施知照北京。俄国的鸦片贸易是少量的，所以容易放弃，但俄国禁令的有效程度如何，则不能肯定。
这项贸易在19世纪40年代甚至还有所发展，因为有一个目击者约在年报告说，来自俄国的鞑靼商人正在新疆出售鸦片，换取同样重量的白银。“在商队到达固勒扎和楚呼楚(塔城)时，中国人会见了他们。中国人用白银把货全部买下并把鸦片偷运入城。然后这个商人与携带器皿和元宝的商队不受检查地进了城。”到19世纪中叶，鸦片通过中亚还运进了准噶尔。
当然，整个俄国与新疆的贸易按官方规定是违反清朝法律和恰克图条约的。但是到了19世纪30年代，俄国已经如此强有力地控制着哈萨克人，以致清朝与哈萨克人贸易垄断的门面再也不能掩盖中国汉人和俄国人之间互相经商这一事实了。因此，北京政府先在塔尔巴哈台，然后于年又在伊犁，把中国汉人与“哈萨克人”(包括俄国鞑靼人，形形色色的中亚人以及穿着穆斯林服装的欧洲部分俄国人)的贸易加以合法化，放弃了官办的垄断贸易性质。
但是清当局还是保留了比私商优先购买哈萨克牲畜的权利，此外，清朝又征收了高得不合理的税额，对俄国货征收8%的营业税，对国外运进伊犁和塔尔巴哈台的商品征5%的进口税。特别在19世纪40年代，伊犁和塔尔巴哈台的贸易量和贸易值都增长了，在年交易总额为36.73卢布，到年增至83.45卢布。
俄国方面当时有两个最重要的商人，一个是波波夫的合股人萨姆索诺夫，一个是原来的塔什干商人，名叫伊布拉金●阿米罗夫，两人都住在塞米巴拉金斯克。萨姆索诺夫每年向伊犁出口的总值约2万卢布，而阿米罗夫每年运往塔尔巴哈台的货物约值1.5万卢布。
其他许多商人的生意也获得利润，但即使到19世纪40年代末，伊犁和塔尔巴哈台的总贸易量仍然只有恰克图中俄贸易量的6%。在19世纪40年代，伊犁和塔尔巴哈台的非法贸易也像恰克图贸易一样，主要是以俄国的纺织品交换中国的茶叶(大部分中国茶叶运往俄属亚洲腹地和伏尔加区)。通过新疆向俄国出口的茶叶，其总值在-年这段时期几乎增长了10倍。
年，俄国外交部本身决定直接调查穿越新疆边境的中俄贸易的远景，因此它派亚洲司副司长柳比莫夫(伪装成商人，化名为霍罗舍夫)到塔尔巴哈台和伊犁。一定是因为柳比莫夫又捏造了一个合法的理由，说他是哈萨克人的穆斯林代理人，清当局才让他入了境。
他注意到英国货在那里占着优势，而这些货物却不是来自印度，而是来自中国沿海。但他又发现，只要以条约使那里的贸易合法化，俄国在新疆的贸易是有巨大潜力的。他建议，俄国必须急起直追，因为英国棉布进口量日增。因此在年，驻北京传教士团的大司祭波利卡普奉俄国政府之命要求清政府把俄国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和喀什噶尔的贸易合法化。
在恰克图的中国茶商担心新疆的中俄合法贸易会损害他们在恰克图的营业，于是说服清政府拒绝了这一要求。但俄国人并不消极等待，他们已经开始建筑一条从奥伦堡通向伊犁的道路，所以在年和年再次提出申请，要求把他们在新疆的贸易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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