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索富裕和贫穷成因的过程中，最早一批经济学家的观点正被重拾并改进
经济学这门学科在18世纪出现，是缘于人们尝试解释前所未有的事。当时有几个国家富得流油，另一些却仍然一贫如洗。年，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的富裕水平是最穷国家的两倍；这—比例到了年已经扩大到五倍。年经济学最赫赫有名的著作问世，它研究的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这并非巧合。
为解释富国和穷国这种分化，最早的一批经济学家执着于研究“文化”——这个笼统的表述涵盖了一个社会的信仰、偏好和价值观。《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探索文化如何以各种方式推动或阻碍了资本主义。他认为，要让市场经济蓬勃发展，
—些社会规范必不可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人是利己的，但会通过适应他人的需求来满足这种自利。几十年后，卡尔·马克思担心“东方专制主义”的文化阻碍了资本主义在亚洲出现。
斯密、马克思和其他一些人的猜想常常是模糊含混的。马克斯·韦伯于年出版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把它们变得具体化。韦伯认为，新教徒，尤其是加尔文主义者，以强烈的职业道德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出现。
到了20世纪中叶，这类文化上的解释渐受冷落。年代日本经济迅速崛起，加之后来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反驳了马克思和韦伯这一派认为西方文化本身有利于工业化的观点。同时，随着可用于统计分析的数据越来越多，经济学家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别处。既然可以把资本积累、工资或就业之类的硬数据输入回归模型，为什么还要去烦心道德这类难以衡量的事物？年，诺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RobertSolow)打趣说，试图用文化来解释经济增长的尝试最终落入了“民科社会学的烈焰”。
但对文化的兴趣并未消失，实际上如今它又东山再起了。自年代以来，诸如“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ValuesSurvey)和“一般社会调查”（GeneralSocialSurvey)之类的数据集使得人们更容易量化衡量文化偏好并将它们与经济成果关联起来。顶级经济期刊现在经常性地刊登有关文化的重要性的论文。甚至许多强硬派学究也开始意识到纯经济推理的局限性。
在文化经济学的复兴中，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也许是罗伯特·帕特南（RobertPutnam)于年出版的《使民主运转起来》（MakingDemocracyWork)。帕特南试图理解为何几十年来意大利北部一直比南部更富裕，他将答案归于笼统的“社会资本”。他认为，南方人极度忠于家庭，更不信任家庭以外的人。而在北方，人们更乐意与陌生人来往。北方人看更多报纸，更可能参加体育活动和文化组织，在全民公决中投票频率更高。他认为，这帮助建立起了更好的地方政府和更高效的经济交易，继而带来了更多财富。不过，帕特南没有清楚解释—件事如何导致另—件事的确切机制。
在这之后，—批研究人员——主要是受帕特南的著作启发的意大利人——发展了帕特南的观点，寻求从文化上解释某些地区何以富裕而另—些却贫穷。路易吉·圭索(LuigiGuiso)、保拉·萨皮恩扎（PaolaSapienza)和路易吉·津加莱斯（LuigiZingales)于年发表的—篇论文也观察了意大利，它发现在那些社会资本高的地区，家庭现金投资更少，股份投资更多，也更少使用非正式信货。在那些人们并不真正信任家人以外的人的地区，那种能从规模经济中受益并能推动采用新技术的大型企业组织可能难以形成。这表明一个差异并非出于偶然：意大利富裕的北部大区伦巴第的企业平均雇有13名员工，而贫困的南部大区卡拉布里亚仅雇有5人。
其他人把目光投向了意大利之外。西北大学的乔尔·莫基尔（JoelMokyr)于年出版的《增长的文化》（ACultureofGrowth)中提出，“可论辩性原则”(principleofcontestability)是某些国家实现了工业化而另—些没有的原因。诸如年在伦敦成立的皇家学会之类的组织是思想交流的论坛，人们在那里提出自己的发现并强烈质疑其他人的理论。同样至关重要的是，随着时间推移，西欧科学的目标逐渐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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