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坐在旅馆的木板箱和各色工具上，但我们的 却坐着一把扶手椅。窗外，士兵们在广场上游荡，像一块块黑暗在移动，逐渐隐没在阴影里。“他们怎么不待在各自的岗位上？”法鲁斯科问道，很快他就陷入了沉默，也没下其他命令。在场的其他人很安静，这是个没有意义的问题。尽管它的答案是已知的。很明显，待在他们的岗位上根本没用。这是一支被判处死刑的队伍了，什么都救不了他们。“把那个从南边过来的人带过来。”法鲁斯科命令站在门边的人。或许在这儿曾经真的有道门通往走廊或是广场。“来听听他说什么，兄弟。”法鲁斯科对我说。因为他们在下午的时候就和那个人谈过了，对他待会儿会说什么了如指掌。一个极度疲惫、紧张不安的葡萄牙人走了进来。他眼窝深陷，没刮胡子，整个人又脏又乱，无助极了。他的名字是亨伯托多斯德弗雷塔斯肯塔尔。他生于佩雷拉德赛，也在这儿成长。我猜他大概有50岁了。一周前，他带着家人逃到了纳米比亚。他把妻子和四个孩子留在了温得和克的一个葡萄牙人聚居地，然后决定自己回来。他想回来，因为他的母亲一直就住在这儿，从没离开过。老太太81岁了，从他儿子出生开始她就一直在经营一家面包店。她告诉自己的儿子，她是不会离开的。她会继续烤面包，因为人总是要吃面包的。“你们也知道的，”亨伯托告诉我们，“在佩雷拉德赛有新鲜的烤面包。”“是的，整个部队都知道，就像他们知道他们是靠着那个女人烤制的免费面包活下去的那样”。这是一支 解放队伍，他们没有钱。当亨伯托带着他的妻子儿女去往纳米比亚的时候，面粉就供应不上了。他的母亲是个聋子，还不知道外面正在发生战争，更何况按她的年纪，她除了只要世界还存在一天，人们就得吃一天面包这件事外，其他什么都不知道了。所以她让儿子记得带面粉回来。她就这样独自生活着，所以他决定带着面粉回来——尽管那些面粉在边境被没收了。但是他知道今天有一辆从卢班戈来的卡车，载着他需要的面粉，这意味着他母亲可以继续烤面包了，而那些士兵们也有免费食物可以吃了。“我们都爱这个女人。”法鲁斯科说，“尽管她并不是为了我们。但是她是为了这么多人的生命和面包，这就够了。我们的人会给她带去需要的水，也会给她搬去木柴。只要我们活着，她就能够生活下去，她或许会比你我活得更久。但是现在，我想让你告诉这些从卢班戈来的客人们，你在温得和克听到了什么？在那个地方他们是怎么跟你说的？那地方叫什么？”“是楚梅布。”面包师的儿子说，“离这儿大概有公里。逃去那儿的葡萄牙人说，不久之后南非的军队将挺进安哥拉，然后驱逐MPLA的军队。在温得和克的人也是这么说的。他们说军队今天或者明天就要开拔，他们有装甲车，还有空军，他们要占领罗安达。”“你是怎么知道的？”法鲁斯科问他。“所有的葡萄牙人都这么在说。”亨伯托回答他，“哪怕这真的是个秘密。在温得和克，南非军官来我们营地，问谁曾在军队服役过，或者是有任何人想加入这支队伍，我们即将向安哥拉发起进攻。在楚梅布的加油站，一个白人告诉我说，镇子里到处都是准备进攻安哥拉的装甲车，他们明天，或许是后天就要开进安哥拉，消灭共产党。”法鲁斯科告诉那个面包师的儿子说他可以回家了。亨伯托给人一种诚实的印象，但是他确实看起来不太灵光，还有可能是个文盲。我们独自留在房间里，尽管已经过了午夜，天还是又热又闷。一些人倚着墙睡在地板上，另一些人则无缘无故地走来走去，一声不吭。“你去检查看看他们是不是在自己的岗位上。”法鲁斯科对卡洛斯说，“再派几个人沿着去边境的那条路走，让他们走一段，看看发生了什么。”“这有什么用？”埃斯佩兰卡说，现在她的脸似乎比晚上的时候更黑了。“就让他们这么去做。”法鲁斯科说，“不要害怕，也不要躲在沟里。”“如果他们走得太远，他们可能会被敌人伏击，”这位女士坚持说，“敌人是无处不在的。”“好吧，”法鲁斯科回答她，“但是我想知道敌人到底在哪儿。”“这些巡逻队是不会发现的。”埃斯佩兰卡说，“因为他们会死。你为什么要煽动军队？我们没有力量来保护自己。”法鲁斯科的部队有人，是在南部前线上，介于卢班戈和南部边境（两者相距公里），介于大西洋和赞比亚（两者相距0公里）的 一支队伍了。在这片占地面积有1/3波兰那么大的土地上，也是 一支军队了。四面八方，这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遍布着贫瘠的灌木林，没有水，也没有参照点——这是一种由数百万根带刺的枝条编织成墙的野性，一种无法平息的野性，一个无法被渗透，无法被征服的充满敌意的世界。这里只有一条路通往卢班戈。就像一条布满铁丝网的走廊。要想沿着这条路撤退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靠脚走的话路太远了，也没有什么足够大交通工具能搬走整支队伍。有可能正是这个时候，大概是凌晨两点，敌人已经掌控了城镇两边的道路。我们此时就坐在捕兽夹的阴影下，等着有人把弹簧绊倒，这是就会发出震耳欲聋的咬合声。戴奥真尼斯和车队里的另一个人走了进来，然后卡洛斯也回来了。法鲁斯科问士兵们有没有去巡逻，卡洛斯回答说已经去了。他坐在木板箱上，解开腰带，腰带上夹着一堆 、子弹、手榴弹。尚在殖民时期，卡洛斯和法鲁斯科就在葡萄牙军队里服役。他们俩都是农民的儿子，还都是来自葡萄牙南部，在他们的从军之旅结束之后，他们就留在安哥拉做了修车师傅。后来，是尼尔森告诉了我接下来发生了什么。“那年夏天，MPLA发动了反对FNLA和UNITA的起义。卢班戈也发生了战斗。很多白人都在敌军阵营里战斗。在我们这儿，安哥拉南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起义的命运都悬在天平上。而有一天，一个矮胖的大胡子男人走进司令部说，“我来告诉你们怎么做，怎么打仗。”那就是法鲁斯科，他组建了一支军队，先是拿下了卢班戈，后来又占领了佩雷拉德赛，他就留在了那里。几乎在所有时候他都一直缺武器，他有的只是来复枪和两口82毫米的迫击炮。法鲁斯科和卡洛斯发射迫击炮的时候只能用手扶着，没有用底座托着。所以滚烫的炮筒烫伤了他们的手掌。他们的手上全是水泡和伤口。一团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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